1954年7月21日深夜，日内瓦会议刚刚落幕，周恩来在驻地窗前整理谈判记录低息配资公司，身后代表团成员低声感叹：“看来世界要进入和平时期了。”周恩来听完，只回了一句：“主席不会这么乐观。”这年秋天，回北京的报告送到中南海，毛主席用浓墨在扉页批上九个字——“和平是假，备战是真”，随后又加了一句：“欧洲要留心。”
要理解这行批语，得把时间往前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年仅21岁的毛泽东已在长沙“自修”，他把各家报纸上关于战事的电讯剪下来粘在笔记本，边剪边琢磨；四年后，他在《湘江评论》里写下这样一句预判：“欧美列强争端，势必引向更大对决。”这句话后来几度被同学引为“危言耸听”，可二十年后，法西斯铁蹄的确踏碎了欧洲大陆。
1936年延安窑洞里，斯诺拿着刚买到的世界地图，问毛泽东“战争会不会很快结束”。毛泽东笑而不答，只拿铅笔在意大利、德国和日本三处各画了一个圈，“不解决这三个圈，哪来的安宁？”斯诺惊讶地写在《西行漫记》旁稿：“他似乎提前看到了全局。”
新中国成立后，外界以为这位革命领袖会暂时松一口气，可事情恰恰相反。1949年4月，美国张罗北约，紧接着又在亚洲搞出“马尼拉条约”。毛主席召集政治局会议时淡淡一句：“抱团是表面，扩张才是根子，谁脆弱就捏谁。”会场里没人敢插嘴，这番话后来被称为“软柿子论”。
1950年10月，朝鲜局势恶化，内阁里有不同声音，“和美国硬碰硬，会不会把第三次世界大战引来？”毛主席摇头：“他们真要点火，也得掂量后果；我们越怕，他们越来。”那年冬天，志愿军在清川江边打了“釜山跳板”一记闷棍，美军情报处直到圣诞节才确认中国已经全面参战。麦克阿瑟的感叹流出战区：“对手不是影子，是一堵墙。”
有意思的是，1953年停战谈判卡在战俘问题上，美方拿原子弹做威胁。艾森豪威尔在白宫会议上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他们怕不怕核武？”文件显示，给出的答案是“恐怕会动摇”。谁知北京的反应很平静，毛主席甚至和身边工作人员闲聊：“原子弹就是个大炮仗，躲开中心点就行。”一句戏谑，却凸显他的底气：一边认定核讹诈难奏效，一边加紧部署地下工事和科研攻关，十四年后罗布泊蘑菇云升起，中国成了世界第五个核国家。
进入六十年代，中苏龃龉加剧，苏军百万大军在边境扎营。很多西方学者据此推测“北京会向莫斯科低头”，毛主席却反其道而行：第三线建设大规模展开，兵工厂、铁路、防空洞向内陆深走两千公里。他解释：“不求打，只求不怕打。”这一手“战略后院”让英国历史学者汤因比评价为“史无前例的空间机动”。
1973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本打算讨论中东问题。毛主席谈到欧洲时忽然话锋一转：“你们嘴边讲 détente（缓和），北约却在换核弹头，请转告欧洲朋友——备好雨伞，天一下就会大雨。”基辛格记录后复述给德法领导人，德方官员会后感叹：“他看得比我们远。”
同年冬天，北京接待丹麦首相哈特林。会见结束，毛主席站起身，缓缓重复一句：“欧洲要准备，否则吃亏。”翻译转述时，主席又加一问：“你们打算靠谁的伞？”哈特林沉默良久，只回敬一个礼节性的微笑。这幕场景，后来被丹麦记者写进回忆录：“他似在说，真正的安全只能自己争取。”
事实的发展没有背离那几句提醒。1991年，一场海湾战争爆发，多国部队在沙漠上空倾泻七万多吨炸弹；1999年，科索沃上空再次燃起火光，南联盟城市化为焦土，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也没能幸免。北约战机投下的不是普通弹药，而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公然挑衅。无论欧洲政要如何解读，这至少印证了毛主席的判断——“侵略集团找的永远是力量差距最大的一方”。
放眼更早，毛主席对“以谈促和”的态度同样一以贯之。他说过：“不打无准备之仗，也不谈无底气之和。”从抗美援朝到中印边境反击，再到炮战期间的“打打谈谈”，几乎每一步都遵照这一原则：争取时间，保存实力，掌握主动。英国记者哈罗德·埃文斯在回忆录中坦陈：“他把战争和外交视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翻转自如。”
若追问这种前瞻眼光从何而来，答案并不玄妙：读书、调查、再读书。少年毛泽东家境殷实，却因酷嗜藏书常与父亲争执。母亲问他图啥，他说：“书中有世界。”成年之后，他常抱着地图推演，连夜里的油灯都被照得发烫。洞察力、判断力，皆源于长期的知识积累与现实体验，一点也不神秘，却极难复制。
1976年9月，毛主席以83岁之龄离世。就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仍不时嘱咐身边人：“别迷信形势，也别怕风浪。”这些简短嘱托并非口号，更像行进路上的界碑——告诉后来者：和平值得争，但警惕不可丢；想不挨打，先要学会握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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