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蓟州兵变在镇压方的叙述中，被认为是由胡怀德、陈文通等数十名利用防海兵队伍，对兵部主张裁撤防海兵以及日本议和不满的人员所策动。这些人趁机煽动了这场兵变。不过，对于胡怀德、陈文通等兵变核心人物的具体身份、官职以及他们发动兵变的真正动机，笔者难以获得确切的考证资料。（关于蓟州兵变主谋的审讯记录，收录于萧大亨著作《刑部奏议》中，该书现仅在日本保存有孤本，笔者实在无法进行深入核查。）
而从事件的另一角度来看，时任蓟辽总督孙矿所著的《姚江孙月峰先生全集》，以及参与镇压兵变的兵备将领方应选所著《方众甫集》中，对此次事件有更为详尽的记载。这里引用《方众甫集》中的相关描述：在十月初二至初三期间，海防兵队伍“各兵连劫守台官兵，空者五十余座矣”，蓟镇的高层官员起初试图与兵变士兵进行对话和谈判，但由于兵变头目胡怀德等人的要求极高，双方最终谈判破裂。
双方对事件的记述之所以存在如此明显的差异，自然也有“叛兵亲属为了自保，对我方处理过当之事加以辩解，并借此掩饰自身恶行”的可能（见《姚江孙月峰先生全集·与永平道书》），但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双方立场截然不同所致。
时任兵部尚书的石星，出于对明朝整体利益的考量，并基于其对朝鲜境内日军势力及局势的认知，态度发生了转变。原本在明军出兵援朝时积极支持战争的石星，如今反而开始反对继续在朝鲜与日本交战。
展开剩余45%至此，蓟州兵变的前因后果基本已交代清楚。虽然这起事件在明朝历史上未如万历三大征或萨尔浒之战那般轰动全国，但其隐隐流露出的悲情色彩，依然容易引发人们的共鸣。对笔者来说，这场兵变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揭示了另一层道理：历史就像一个被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虽然表面光鲜，但终究会留下蛛丝马迹，令我们得以一窥其真实面貌。这也许正是研究历史的乐趣所在。
参考文献：《明神宗实录》《明穆宗实录》《两朝平攘录》《宣祖实录》《明史·王保传》《明史·兵制》《大明会典》《四镇三关志》《唐将书帖》《万历邸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孙矿《姚江孙月峰先生全集》、方应选《方众甫集》、韩佳岐《明朝后期对南兵的征发》、杨海英《万历二十三年蓟州兵变管窥》、贾亿宝《清官修〈明史·兵志〉“边防”细目史源问题考述》、郑洁西、杨向艳《日藏孤本〈刑部奏议〉及其史料价值》、王英础《抗倭援朝的名将——季金》、陈厉辞、董劭伟《板厂峪新发现碑刻研究之四——明蓟镇长城阅视制度初探》。本文为冷兵器研究所原创稿件，主编原廓、作者明忆，未经书面授权，任何媒体不得转载，违者必究法律责任。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涉及版权问题，请及时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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